機構文本

後疫情時代西班牙美術館學的重新測繪：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的變革性影響

文／羅貝多．里卡多．阿爾瓦烏
譯／黃亮融
圖片來源／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L’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 IVAM）

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外觀
© L’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

本文發展自我於2021年發表在《帕拿索文化研究期刊》（Revista de Estudios Culturales Parnaso）的〈尋找激進美術館學：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作為新型態的反霸權美術館〉（In Search of a Radical Museology: The Valencian Institute of Modern Art as a New Anti-Hegemonic Museum）一文。在這篇重新審視的文章中——我站在更為投入且理性分析的角度——專注於策展人努里亞．恩基塔（Nuria Enguita，以下以姓氏簡稱）於2020至2024年間的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以下以IVAM簡稱）館長任期，並突顯她在2024年辭職後所留下的重要遺產。

IVAM經常被位於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以下以MNCARS簡稱）和巴塞隆那當代美術館（Museu d’Art Contemporani in Barcelona，以下以MACBA簡稱）的光芒所掩蓋。然而，這座位在瓦倫西亞的美術館最近經歷了策展與美術館學方面的重組，將自己重新定位為理解西班牙美術館學發展軌跡的核心機構。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概述後疫情時代的當代西班牙美術館學現況，以新冠疫情為基準年，來檢視西班牙美術館學實踐所經歷的結構性轉變。

對西班牙美術館學的探索，揭示了國內策展方法的多樣性，促進IVAM與國際機構和藝術中心的對話。它還提供了一個比較框架，突顯西班牙機構在相互連結的全球範疇內，特別是面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東方，所希望建立的聯繫。本文希翼促進西班牙的與臺灣的美術館學之間的關係，促成合作交流，橋接文化並鼓勵計畫的共享。只有透過拆解傳統障礙，我們才能共創出創新的方法，建構理解藝術的新途徑。儘管兩地相隔千里，但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對於構築新的、擺脫過時觀點的藝術史敘事的承諾也是一樣的。

新西班牙美術館學與後疫情時代的挑戰

新冠疫情已嚴酷地揭示了今日文化機構所面臨的矛盾。為了努力跟上後全球化世界的步伐——一個迅速轉向新的生活方式和溝通方法的世界——美術館正掙扎著如何有效適應當代的變化。機構的整體停滯與當代世界的快節奏之間形成的不協調狀態（asynchrony），已成為當代美術館學中的關鍵議題。這場不協調的危機源自於文化領域運作的時間框架，與資本金融形成的加速抽象化，和會計及生產的有機周期之間的巨大差異。1 我們生活在一個藝術家、公眾和機構之間步調各異的時代。因此，機構本身的使命早已注定遭遇無法避免的停滯，而現今的美術館管理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悲慘模仿已成為被接受的常態。依循著消費中心展現的奇觀多樣性範例，美術館現在包含了與其藝術中心身份無關的各種空間，結果就是行銷、購物、旅遊和統計已變成美術館在文化循環中生存的基礎。正如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精闢地觀察到：

新自由主義讓文化成為經濟價值的附屬，這同時貶低了美術館及廣泛的人文學科，這些學科自身的評估系統越來越需要仰賴如補助收入營收、經濟影響力、引文次數等指標來證明自身的價值。2

然而，2020年的不幸停擺，卻給一些機構提供了一段相對平靜和反思的時光。對於許多機構而言，暫時脫離消費循環的壓力，讓他們得以重新思考如何在策展和管理策略上，逐步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如何根據公眾領域與新自由主義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重新以條理清晰的方式闡述美術館文化價值的急迫性，激發一些機構突破這種不協調狀態，提出替代性的美術館學策略。他們不再只是採用新自由主義機制來生存，反而是以此生存狀況作為基礎，重新想像美術館作為一種抵抗的空間。美術館透過接受其被新自由主義邏輯吞噬的危險處境，成為日常生存的一種戰略性場所，具流動、高度開放靈活的特質。

這種美術館學轉向根植於將美術館被視為一個「被居住且可居住的空間」（inhabited and inhabitable space）——一個反映其所處社會的機構，持續擴大接觸社會領域和構成該領域的多樣身份。這種實踐的結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美術館策展的結構，並引發了對經典展覽機器的有效性、觀眾角色，和美術館與自身空間性及周邊社群關係的質疑。在現今這個越發多元化且充滿衝突的世界，美術館必須提倡哪些歷史敘事？這些關於美術館影響力的概念，是後疫情時代的西班牙機構策展變革的支柱。而在這其中，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到IVAM是此變革的核心提倡者之一。以下將就其案例進行分析。

IVAM與美術館學的典範轉移：努里雅．恩基塔（2020-2024）的角色

2020年底，曾任瓦倫西亞Bombas Gens藝術中心（Bombas Gens Centre d’Art）館長的恩基塔，被任命為IVAM的新館長。恩基塔在西班牙和國際當代藝術領域的職業生涯，在共同策劃2014年聖保羅雙年展（São Paulo Biennial）與2011年在法蘭克福的第四屆歐洲宣言展（Manifesta）後，達到巔峰。爾後恩基塔回到曾於1991年至1998年間擔任策展人的IVAM，這段在IVAM的形塑期，對她的職業生涯有顯著的影響，它「賦予努里雅策展工作中的必要工具，以及對當代藝術的深刻洞見⋯⋯更甚美國與歐洲。」3 這種沉浸於非西方地區藝術敘事的經驗，形塑著恩基塔的策展視野，成為其職業生涯的一條關鍵軸線。基於此一觀點，重回IVAM讓她有機會重新定義該館的全球角色，促進其國際化，並將其策展策略推往與世界其他地區建立更廣泛、更具共融性的交流。

恩基塔秉持著機構應該轉向開放、多形態的世界，並與周圍的社會領域互動的觀念，因此，她在任期內致力將IVAM設定為持續轉變和流動接納的空間，避免單一固定的藝術觀點或狹隘的觀眾定位。「可居住的美術館」（inhabitable museum）這個概念，聚焦於創造能夠歡迎多元身份的接納空間，並從這種共融性中回應它們特有的議題或特徵。此一方式旨在重新定義當代藝術在後全球化與高度新自由主義景觀中的角色，為藝術機構與不斷演變的現實創造新的連結方式。我們甚至可以將這個態度形容為「全球地方」（glocal），目的在於建構瓦倫西亞的特殊性與非歐洲之藝術實踐間的新敘事與關係，以此強調在機構的中介下即時交織的語境創造：

我的興趣在於從一個地方開始，創造習慣，留下印記。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試圖回歸，如果能回歸到機構，就更好了⋯⋯我越來越理解中介者（mediator）的概念，不僅是作為翻譯者，而是作為人們與事物、多元空間和每個過程的時間之間的中介者⋯⋯語境是活的，我們必須活用它們。或許我的工作就是建立關係、知識與情感的交集空間。4

2020至2024年間，IVAM經歷了明確的使命與文化目標的重新規劃。恩基塔的口號是讓IVAM成為「詩意政治的實驗室，以藝術思考社會的基礎場所，記錄與存檔過去的空間，也是學習未來的場域。」5這一口號在一項範圍廣泛的行動中得以具體化，該行動聚焦結合當下現實的研究和可能未來的挑戰，藉此修訂歷史敘事，相互關係、地圖和連結則成為恩基塔實踐的關鍵詞。

一個現代世界，無可避免地具有高度連結、多重身份主義且總是充滿衝突，需要機構提供去中心化的回應，以克服前述的不協調性。因此，IVAM的策展轉變，建立於專門進行區域化（地方）與國際化（全球）聯盟的測繪，讓兩者相互交融，理解藝術領域是一種異質性、相互關係的積極交集。恩基塔的策展計劃以多重方法為基礎，旨在重新定義IVAM的運作，並基於三大核心主軸進行研究：館藏、特展定位與社會中的藝術中介。在此，館藏是工作的重要軸心，作為「機構最根本的發聲行動，可謂基石」。6館藏不再只被視為永久不變的展品，而是不斷被研究與再闡釋的檔案，能激發暫時性的計劃，使它與外部語境、知識和實踐的對話變得多元。因此，新策展計劃的主要行動是建構以現代世界為基礎的替代性敘事。

現代性，作為具有異質性過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運動，仍未結束……現今，因現代性的出現所衍生出的各種要素，以及挑戰其進步理念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民族主義、殖民戰爭、大規模遷徙，都在嚴重的生態危機中進行⋯⋯我作為館長的使命是在新的公共領域中，拯救美術館的解放性計劃（emancipatory project），更新當代定義下的「現代性」。7

這個策展轉向的創新，正如恩基塔所預見，極具示範性，且重新思考機構作為為公眾存在的「日常地理」角色也是深刻必須的。透過這種努力來重新接合館藏，目標是想像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藝術家的藝術經驗，藉此建構表現當代性的反霸權詮釋。這種態度強調當代經驗的獨特性和構成當代社會的各種身份，探討女性主義和殖民主義——同時探討個體與周遭城市的關係，引導我們重新思考中心、邊緣、進步與自然。由此可見，這個意圖積極挑戰我們這個時代的結構性衝突，這也正是這個機構的核心使命再次具體化的方式。「透過」社會也「為了」社會，將機構機器再次現代化，來縮減因霸權危機與文化領域的不協調所產生的步調差異。

策展敘事方面，意味著美術館工作的結構性改變。IVAM透過四個至關重要的關鍵領域重新組織其館藏和特展，分別是全球與地方的關係、女性主義與去殖民、大眾文化、歷史敘事的修正。從這些相互連結的行動主軸出發，IVAM提出了當代藝術在黎凡特（Levante）【編按：指稱西班牙地中海沿岸行政區，特別是古瓦倫西亞與莫夕亞王國所屬區域】脈絡下的一幅前所未有的替代性地圖。這一點體現在如強調以女性主義作為關鍵領域，構築當前及過去衝突的新對話，以更加理解近代歷史。自2020年以來，IVAM藉由以「地中海」這個概念連結起來的藝術人物，開啓了關於女性主義、去殖民、批判性連結的新階段。IVAM的目標是將多種造形表現形式和敘事，聚集在一個共同的標誌下，超越我們習以為常的碎片化歐陸。

這個計劃重新啟動了由前館長荷西．米格爾．科提斯（José Miguel Cortés）在任時所開始的主軸，進一步擴展與整理南歐、北非及中東地區間的共同線索。2020年，科提斯團隊策展的著名土耳其當代藝術家古爾森．卡拉穆斯塔法（Gülsün Karamustafa）展覽開幕。隔年，恩基塔承襲了科提斯留下的遺產，展出黎巴嫩藝術家莫娜．哈同（Mona Hatoum）的展覽，這位藝術家是融合西方與中東文化的關鍵人物。對當代黎巴嫩的探索，則透過2023年藝術家阿雷夫．艾爾．瑞耶斯（Aref El Rayess）的回顧展延續下去。此外，此計劃也擴展至地理概念上的非洲。2022年，埃及藝術家安娜．波吉桂安（Anna Boghiguian）的展覽隨之展出。另外兩個稍微脫離地中海地緣政治範圍的展覽，則是2022年南非著名藝術家扎涅爾．穆荷里，她是非洲女性主義與酷兒運動的重要人物，以及2023年奈及利亞藝術家奧托邦．恩坎加（Otobong Nkanga）的展覽，其創作批判性地解析了西非帝國主義與後殖民經濟的脈絡。

上述藝術家，除了艾爾．瑞耶斯之外，皆為女性，而且皆深度投入與女性主義、去殖民、環境和反新自由主義有關的議題，他們提供了有關當代藝術的新反霸權、超歐洲視角的重要建構基礎。他們從非西方脈絡的角度，分析當代世界議題，儘管處於隱形與邊緣化的狀態，衝突和潛在解決方案仍然存在。

莫娜．哈同於IVAM個展現場，2021
圖片來源：Wiki Commons

IVAM的公共參與和「匯流」計劃

上述方法逐漸形塑了恩基塔對「可居住的美術館」的構想，也提升了地方觀眾的參與。她的意圖是創造一個回應全球世界及其多重身份，同時也回應瓦倫西亞社群的地方特性及身份的「全球地方」美術館模式。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性正逐漸在美術館的敘事和內容策劃上扮演新的角色。更精確地說，現在的焦點著重於一種特定類型的瓦倫西亞地方性上：即超出城市邊緣（extra-urban periphery）、農村社會，及這些中心在保存瓦倫西亞社群的身份、傳統和生態系統上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僅僅是出自推崇，還明確顯示出這種地方性所面臨的衝突與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未獲得足夠重視。8我們可以看到，此策展機制的目標也在於藝術活化行動和機構中介，不應該只發生在機構的純淨空間內，也應該發生在區域內。其目標是共生性的：將在地社群引入美術館，同時也將藝術帶到邊緣地區。

這個批判而廣泛的「當代藝術服務社會」的願景，最終在當代西班牙美術館學中，產生出最具創新性的計劃之一：「匯流：鄉村環境的藝術介入」（Confluències. Artistic Interventions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2021–2023）計劃。這是一個在瓦倫西亞卡斯特利翁省（Castellón）的24個村莊所展開的長期公共參與介入計劃，目標是要與這些市鎮的居民互動，而它所創造出的藝術介入「源自於事先的對話，並以景觀和社群作為形塑最終形構的積極能動者」9。這些介入行動是在更廣泛的迫切性框架下進行的，也就是農村人口的凋零。瓦倫西亞地區有超過180個市鎮面臨這種處境，單是在卡斯特利翁省，這類村莊就有一半以上人口少於100人。仕紳化政策和邊緣地區匱乏的公共服務，是瓦倫西亞農村地區空洞化的原因，同時還有土地「瓦倫西亞化」（valencification）的問題。都會的穩定擴張，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機制運作下，必然導致周邊地區的同質化和吞噬。這樣一來，邊緣地帶的另類生活方式的存續也變得不再可能。這正是「匯流」計劃的重要性所在：美術館和村莊有著共同的脆弱狀態，這種共生的藝術中介則能成為一種共同抵抗的方式。

「匯流」計劃有著多位黎凡特地區的新生代藝術家參與，其中包括LUCE、卡洛斯．伊茲基耶多（Carlos Izquierdo）、桑德拉．瑪爾（Sandra Mar）、布萊達與羅莎（Bleda y Rosa）、皮拉爾．貝爾特蘭（Pilar Beltrán）和藝術團體Makea Tu Vida。他們的藝術實踐在社會、環境方面，透過特定的黎凡特特質，產生了深刻的共鳴。計劃機制以公共和社會雕塑的概念為原則，這個概念在此被理解為「尋找文化歷史，召喚客體與其社會及空間脈絡之間的結構統一性⋯⋯它是開放、近用、有用且公域性的。」10這個計劃的策展策略旨在直接在村莊的公共空間或周圍自然環境中，展現創造出的藝術成果，促進與在地居民之間的地理和日常對話。11

本計劃提出了一種混合模式，對藝術家來說，它介於駐村與藝術中介之間。這些藝術家不只被邀請到村莊了解其歷史、社會及目前的問題，還被鼓勵深度探索其社會結構，與當地社群合作，並根據自身風格和藝術發展軌跡來創作藝術介入行動。這個策展機制也許現今已顯得較為普遍，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性，因為它追求的是脫離統計數據、參觀人次或經濟獲利的策展結果。「匯流」計劃不依賴目標旅遊消費（targeted-tourist consumption），而是「透過」社會也「為了」社會所產生的大膽計劃——這也是恩基塔領導IVAM的重要一環。

藝術團體Fent Estudi「匯流」計畫參與作品《你將成為比利亞馬盧爾》（Serás Villamalur），2022
© L’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

「匯流」計劃無論在當地和全國都獲得了廣大回響，其倡議行動成為西班牙許多機構的非都市地區計劃的參考，其最大的成功不單單是縮小在地社群與當代藝術的距離，也帶動廣大的瓦倫西亞地區群眾欣賞其周圍的農村環境，促進更具利他性和環保意識的生活方式，以處理居住在城市中心之外的個體所關切的問題。透過針對微觀議題的努力，在藝術中介的指引下，共生利他的生態鏈逐漸形成，其成果以2024年的展覽「匯流：檔案與介入之間」（Confluences. Between the Archive and the Intervention）作為呈現，並受到瓦倫西亞社群觀眾的熱烈回應。儘管恩基塔在展覽開幕前幾個月辭職，她留下的印記和策略模式，不僅是IVAM未來將繼續追隨的方向，對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地區的所有機構來說，也是美術館實踐的典範。

結語

正如所觀察到的，策展的時間性（temporality）在重新測繪國際當代藝術樣貌中的重要性上是不言而喻的。同樣地，透過藝術中介實踐來解構美術館空間性的策展，亦構成了新西班牙美術館學的基礎，尤其是在恩基塔擔任IVAM館長的期間。這些機構所選擇的道路，是將美術館重新想像為一個脆弱且不穩定的解構與去中心的空間。它們的策略不是透過與主流邏輯的對接來尋求權力，而是挑戰這些邏輯，沿著中心的邊緣前行，以解構中心為目標。因此，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在此成為創造新的可能縫隙的工具，促進以團結、共存、社區和生態為核心的社會實踐。

西班牙的美術館學正在經歷一次深刻的戰略與管理重生，在這個策展重塑的過程中，IVAM無疑地在後疫情時代的美術館實踐發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提出了超越典藏的機制，並更加深入地與居住在美術館中的社會進行互動。IVAM的做法體現了一種社會關懷的詩學，抹除了公共與私人的界線。唯有透過美術館經驗的個人化，再結合集體化的當代匱乏感，才有可能重新取回被新自由主義邏輯挪用的公共空間。由此，機構作為單一巨大、近乎神聖的空間，或作為消費主義驅動的機器的觀念被打破了。美術館和藝術必須透過集體來重新想像，不單單是個體的實踐，而是共享的實踐，藉此實現「一起做」（doing-together）的新方式，開創具實驗性與前所未有的敘事，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複雜、衝突世界中的各種動態。

1. Claire Bishop, Radical Museology. Or, What’s ‘Contemporary’ in Museums of Contemporary Art?, London: Koenig Books, 2013, p. 62.

2. 同上註，頁61。

3. Juan Canela, Ángel Calvo Ulloa, Desde lo curatorial. Conversaciones, experiencias y afectos, Bilbao: Consonni, 2020, p. 139.

4. 同上註，頁144。

5. Nuria Enguita, Concurso público para la dirección del 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 (IVAM) 2020-2025, Valencia: IVAM y Generalitat Valenciana, 2019, p. 3.

6. 同上註，頁4。

7. Juan Canela, Ángel Calvo Ulloa, Desde lo curatorial. Conversaciones, experiencias y afectos, Bilbao: Consonni, 2020, p. 149.

8. 對於臺灣讀者來說，這與1990年代臺灣中央政府在所謂的「本土化」運動中，以大量資金支持地方文化活動和藝術空間的情境，或許有些相似。

9. VV.AA, Confluències. Intervenciones artísticas en los pueblos de la Ruta 99, Valencia: IVAM Press, 2022, p. 1.

10. Siah Armajani, Manifesto: Public Sculpture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Democracy, Minneapolis: Self-published, 1993, p. 1.

11.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在此需要強調這個策展機制與吳瑪悧策劃的「嘉義縣2006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有著高度相似性。

作者

羅貝多．里卡多．阿爾瓦烏（Roberto Riccardo Alvau）。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博士研究員、TRAMA研究團隊成員，該團隊致力於促進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跨文化當代藝術連結。西班牙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當代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碩士。他的研究專長為激進的美術館學、社會參與式藝術，研究主要關注東亞，特別是臺灣解嚴後的社群藝術發展。曾於2022年於西班牙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美術館共同策劃「論述編年史：後佛朗哥時期藝術中的Juana Mordó藝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