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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機構主義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alism

譯寫：吳尚育

Charles Esche（1962-）於2004年起擔任荷蘭凡艾伯美術館（Van Abbemuseum）至今，於2000至2004年擔任瑞典Rooseum當代藝術中心館長，並於1998年與藝術家Mark Lewis一同發起《Afterall》出版項目，該項目包含期刊及系列展覽史專書的出版。Charles Esche於長年任職於機構的經驗中，逐漸形塑及實踐其所提出的實驗機構主義（Experimental Institutionalism）。

Esche回憶2000年開始相關實踐時，當時有著對機構實踐的左派思維──思考機構如何具備解放（emancipation）的特質、如何參與社群、藝術能如何重新想像世界及作為有效的民主工具，並以此將機構作為知識生產的空間。於擔任Rooseum館長期間，他開始發展不同平臺：與批判研究及當地學院合作、舉辦開放論壇，創造與社群及行動主義者的連結網絡、發展音樂、影像、文學如何影響藝術家的未來檔案（Future Archive）、開辦駐村與工作室。同時，將社會框架帶入機構，並關注當時於瑞典較未被關注的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如波羅的海地區。他指出，他更喜歡大都會以外的地方（province），這些地方較少受檢視，更能發展出自己的東西。

他認為實驗機構主義，相當在乎教育及與小型或剛形成的社群間的關係。他更在乎與觀眾建立小而深，而非寬而淺的關係，並試圖將觀眾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積極形塑機構訊息的角色。他認為實驗機構主義的核心在於「實驗」，意即在嘗試中學習，因此他並不喜歡新機構主義一詞中的「新」，認為新舊之爭並非最重要的事，甚至帶有新自由主義的意味。實驗機構主義也將與其他機構形式學習，如社區中心、圖書館、實驗室、甚至教堂，以此創造傳統藝術機構展示功能以外的實踐，並將自身置於社會之中。

Esche最後指出，當前他所思考的是二十一世紀的美術館可以怎麼做？是否能成為探討社會及政治問題的資源，而非只是一個展示美麗珍寶的寶藏庫？而當尚未有一個明確答案或任何弘大政治計畫時，就代表一切仍在實驗中。

參考資料

Lucie Kolb & Gabriel Flückiger, “We were learning by doing: An Interview with Charles Esche,” On Curating Issue 21, January 2014, p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