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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性 Antagonistic

譯寫：吳尚育

面對文化工業及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資本主義，有一派人馬主張「退出」（withdraw），認為當前藝術機構與資本主義互為同謀，不再具備生產批判藝術實踐的能力，藝術家只能重複（reproduce）既有系統，因此抵抗必須發生在機構之外，任何與現有機構的掛勾，都將視為創造另一種民主形式的阻礙。

有別於這樣的觀點，Chantal Mouffe倡議於機構內創造「對抗空間」（antagonistic space），以此形成反霸權空間，顛覆構成霸權的力場（forces）的組合方式。她認為「我們的世界」在多重實踐下被建構，任何建構都代表一種特定霸權，文化與藝術實踐既可重複霸權，也可解開／重構霸權結構。透過異議（dissent）的促進及多元複數對抗空間的創造，能挑戰霸權下的共識（consensus），以此生成多種新的身份認同及主體。真正基進的批判實踐，存在於與機構的互動中，而非從機構退場。

上述概念於美術館領域的體現，則呼應維根斯坦的概念：意義取決於脈絡（context），使用方式決定意義。正如同被視為無法改變的博物館／美術館，便在新自由主義下，放棄教育公民主導文化的最初任務，轉向服務消費者的娛樂場域。因此，機構並非一成不變，新自由主義的導向也只是其中一種可能，在藝術界越來越市場化的走向下，美術館仍能成為少數抵抗藝術商品化的場域，既有機構也具備對抗霸權的可能。

相關批判實踐包含巴賽隆納當代藝術館（Museu d’Art Contemporani de Barcelona, MACBA）於2000至2008年間，對美術館的教育角色及作為公共領域的一份子的重申，透過典藏及特展安排，關注被主流藝術現代性論述排除的藝術家及場景，展覽包含「藝術與烏托邦：受限的行動」（Art and Utopia: Restricted Action, 2004）、「做為炸彈：跨大西洋影像戰爭與爵士 1946-1956」（Be-Bomb: The Transatlantic War of Images and all that Jazz. 1946-1956, 2007-2008）。另一方面，則透過公共活動的興辦，建立美術館與城市間的活絡關係，提供辯論及表達衝突的空間，以此形塑多重公共領域，相關案例可見「公眾」；其他案例則包含歐洲多間美術館組成的L’Internationale網絡，透過長期合作與平臺搭建，生產全球化霸權外的跨國複數敘事。

在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對反文化的顛覆潛能的中性化下，美術館及藝術機構可以透過對抗參與形式的創造，使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另類基進民主可被想像與培植。

參考資料

Chantal Mouffe, “Institution as Sites of Agonistic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al Attitudes. Instituting Art in a Flat World, Pascal Gielen ed., Amsterdam: Valiz,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