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台灣藝術的趨勢
文/鄧伯宸
兩年前，我為「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寫評介文章：「逆流而前的思想者」，談到當時台灣的藝術現象，即指出本土意識的強烈覺醒，在文化市場及傳播媒體的支配及主導下，以主流姿態非理性的排斥非本土性的藝市場及傳播媒體的支配及主導下，以主流姿態非理性的排斥非本土性的藝術創作及理念，徒然擴大了市場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使藝術陷入了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T. W. Adorno）與霍克海默（M. Horkheimer）批評大眾文化的「為了目的之無目的性」（Purposelessness for purpose），以致藝術家為諂媚主流觀念或投市場之所好，而失去了創作的自主重心，導致社會的整體創作能力的貧血。時隔兩年，重新檢視台灣的藝術界，文化商品化的趨勢非但沒有趨緩，反而有日益加強的趨勢。商業及傳播的緊密結合，使社會價值與美學價值更趨於模糊，人們也更為遠離了藝術的真實主體。另一方面，隨著台灣史的研究和建立更為具體，台灣美術史的面貌更為清晰的浮現出來，藝術的本土意識無疑更為成熟，本土化的動機也更為明確而有力。
整體來說，台灣的藝術趨勢，在這兩年間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有更加強的傾向，市場取向及本土意識仍主導著藝術家的創作方向。這種情形有其好的一面，但也有其負面的影響。基本上，市場取向毫無疑問的將造成「為了目的的無目的性」繼續深化，文化市場的供需原則決定創作的生產，藝術品味將更大眾化，包括泛商品化、泛政治化、泛社會化，其結果是非藝術的特質大量滲透到藝術創作的領域中，藝術本身的特性相對的趨於薄弱。藝術家在市場及傳播媒體的牽引下，最容易喪失的就是創造的內在自主性，這對藝術創作水準的提升無疑是有害的。
然而，藝術家的內在自主性之削弱，卻因本土意識的漸趨成熟，得到某種彌補。換句話說，由於藝術家的本土自覺更強烈也更明確，其氣度與格局皆迥異於七○年代的鄉土主義，而能真正站在本土的立場上思考，並反映本土的需要從事創作，而不再是附麗外來的觀念或流派。這種自主意識的建立，對台灣的藝術而言，其意義甚至超過所謂的「尋根」；因為唯有如此，藝術家才是真正的認同這片土地，無論他採取的哪一種創作方式或表現哪一種風格，其眼光與心思都落實在現實中。所以，在美學與社會學的雙層意義上，台灣的藝術已不再是往昔的框框格局，或搖擺於傳統與西化之間，或躊躇於具象與抽象之間，而是透過參與社會及批判社會把現實轉化成為另一種人文情節。這種藝術的蘊涵顯示，作為現實最敏感的反映者，藝術家已經發現台灣。
因藝術商品化及傳媒感染效應所導致之藝術家個人創造內在自主性的薄弱，以及因台灣之發現所激發之整體藝術界本土自主意識的成熟，既矛盾又契合的並陳於當前台灣的藝術表現中。這正是後現代藝術共有的面貌，亦即建立反映自我本土體系與美學價值分歧所導致的多元但卻無共識，並存於藝術的創作領域中。從這個角度看，台灣藝術的發展趨勢是與國際當代藝術的面貌及內涵若符合節的，因此也面對著相同的課題，那就是德國當代思想家哈柏瑪斯（Hobermas）提出的「未完成的現代性」觀點：主張個人對商業化的傳播社會應自覺的採取批判與理性質疑，以建立人文的共識。哈柏瑪斯認為，唯有持續的批判及懷疑，用理性對一切商業及傳播的強勢侵蝕力持不苟同的立場，才能在這個已趨混亂的異化社會中重整多元與共識間的矛盾。
自1986年成立以來，「南台灣，新風格」的成員：葉竹盛、楊文霓、洪根深、張青峰、黃宏德、陳榮發、曾英棟、顏頂生及林鴻文，顯然是自覺的在台灣後現代過程中踏出他們藝術的腳步。數年來，他們立足於南台灣的土地上，以地域性的自主意識，企圖打破台北領有全島藝壇的主導權，並直接對商品化及傳播扭曲的藝術環境採取不妥協的創作態度，透過不斷的反思及實驗，嘗試與社會建立一種既反映又批判的互動的關係。這種辯證式的思考及創作態度，「南台灣，新風格」始終保持著，大體上說來，他們具體而微的表現了台灣藝術的整體走向，把一種源自現實社會卻又反現實社會的人文特色突顯了出來。
1992年「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的基調，仍然延續著這種辯證的人文特色，葉竹盛、陳榮發、顏頂生、黃宏德及林鴻文所表現的不妥協仍是一貫的，尤其是葉竹盛的作品，直接以藝術文類的書頁作為畫材，將顏料潑灑或抹塗於其上，構成強烈的嘲謔及否定的意味，從根本上藐視既有的藝術理論和批評。這不但顯示「南台灣，新風格」對當前台灣藝壇的立場，另一方面更彰明了台灣藝術的語言系統、價值體系、思想體系的分歧和多元，已發展到了非同類的美學觀不但不再互相參照，甚至還互相排斥的地步。以「南台灣，新風格」多年來常用的創作形式；裝置藝術來說，它僅是後現代藝術的各種表達方式之一，其他如新幾何主義、新表現主義、新抽象、新形象⋯⋯等，也各領風騷，誰是主流，誰非正統，本不應成為爭議或互為拒斥。多元化固然是必然的現象，相容性不也不應因此而予以抹殺。如何在眾多藝術主張中尋求共識，避免美感價值迷失的深化，可能是從反面思考「南台灣，新風格」所得到的一個啟示。
從反面思考「南台灣，新風格」所能得到的另一個視角是，在當前台灣的藝術自主性愈趨成熟之際，地域性的意識似已沒有強調的必要，整體性的本土意識之建立應成為藝術界的共謀，使藝術的國際本土化及本土國際化能夠真正的落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土意識成熟的過程中，藝術往往很自然的會回歸到最現實與最底層的思辨位置，並以最直接最有震撼性的表現手法去擊垮美學的傳統，且陷入意識形態化的排他偏執，而窄化了藝術創作的動機。其結果將與藝術商品化和物化後自己玩弄出來的迷惘與失落無異。
而對台灣的整體轉型，藝術正不可避免的在商品化和本土化兩大趨勢中自我模塑。這兩股勢力之滲入藝術創作的領域都足以扭曲藝術的純粹性，前者為藝術的人文貞節蒙上一層前所未有的物化假性外衣，而後者使藝術變戌意識形態的尾巴。更嚴重的是，兩者可能彼此結合起來，以一種古怪的主流姿態，既掌握了哄抬價格與製造藝術事件的主動，又支配了藝術的潮流，而成為踐踏一切美學思辨與價值的怪獸。「南台灣，新風格」自成立以來，始終以其不妥協的性格面對台灣藝術的亂流。如何潛心的省思、全面的觀照，為台灣的藝術共謀，該是最大的課題了!
資料來源：展覽畫冊。選錄自鄧伯宸，〈面對台灣藝術的趨勢〉，《1992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