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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代謝的博物館》——文物返還之外的解殖實踐

文／謝宇婷

《代謝的博物館》英文與西班牙語專書封面
圖片來源：Hantje Cantz網站

「如果我要經營一間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是我能想到最糟的選擇。你不可能全身而退，你額頭上就有標籤。」策展人克萊門汀．德利斯（Clémentine Deliss）曾在一場公開演講中如是說。1然而2010年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Weltkulturen Museum）公開徵求館長時，已獨立策展二十多年的她還是應徵該職位並被聘為館長。自2010年至2015年的館長任內，她致力反思民族學博物館的殖民過往，嘗試正視館藏中無數去脈絡、缺乏研究的藏品，在館內設立「實驗室」邀請藝術家、作家、電影導演駐村，提倡「博物館－大學」的對話與教育形式。然而，在任期尚未屆滿的2015年，她卻被突如其來地解職。2

《代謝的博物館》（The Metabolic Museum）這本書是她被迫離任後，根據館長時期的筆記撰寫而成，形式近似人類學田野札記。雖然書中章節結構略顯鬆散、概念偶有重複，但仍可貴地揭示了博物館館長的思維運作，使讀者得以理解她的學術與個人背景如何塑造其策展視野，觀察她如何孕育策劃構想，並面對機構內外的種種挑戰。相較於各大館長在各類論壇上高談「博物館的未來願景」，本書更誠實地流露出理想與矛盾並存的思索，是一種罕見的自我揭露。

要理解德利斯的「代謝的博物館」構想，必須回顧她的個人背景與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的歷史脈絡。1970年代德利斯於維也納學習當代藝術，後又在倫敦亞非學院取得人類學學士與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探討1930年代法國超現實主義與惡名昭彰的非洲達喀爾-吉布提考察團（Mission Dakar–Djibouti）為法國人類學博物館取得之非洲文物的關係。而後她策劃多檔展覽，與多位非洲藝術家、策展人與學者合作，如1995年的「非洲現代藝術的七個故事」（Seven Stories about Modern Art in Africa）。德利斯橫跨現當代藝術與人類學的雙重領域，深耕歐洲、非洲的人脈網路與相關知識，她的多重背景使其在任內推動許多新的實踐。

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於1904年成立，曾位於圖恩與塔克西斯宮（Palais Thurn und Taxis），該建築二戰期間被盟軍炸毀，藏品四散他處，1980年代起逐步進駐美茵河畔的三棟建築（villa）。3如今收藏約六萬五千件來自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東南亞的藏品、十二萬件歷史與當代影像4及六萬四千冊出版品。5除了德意志帝國殖民時搜刮而來的物件，直到1960年代，德國的民族學博物館仍持續組織大規模的收藏遠征隊，前往世界各地採集文物，滿足當時人類學研究「保存異文化」的學術慾望。而這只是德國三十多間民族學博物館的冰山一角，據統計德國境內收藏超過五百萬件來自歐洲大陸以外的文物，各館之間還會交換藏品，以達成「百科全書式收藏」。值得注意的是，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1974年起就開始收藏當代非洲藝術家的作品，1985年時任館長Josef Franz Thiel更邀請塞內加爾藝術家El Hadji Sy策展。6因而，法蘭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館與當代藝術的交集，並非德利斯憑空插入的策略，而是呼應前人的前瞻視野。

「再媒介化」如何作為代謝解方

而究竟德利斯提出的「代謝的博物館」是什麼呢？「民族學博物館如同衰敗的身體，帶著病痛的器官與阻塞的循環，唯有透過細心的養護與激進的手術方能治癒。」7這一病理學隱喻反諷地回指過去人類學以病理學、種族醫學眼光檢視「他者」的歷史。當實體的文物返還受到種種政策、法令限制，甚至是物件原始資料的匱乏而難以推行之時，德利斯提出博物館的改革應從人類學家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提出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出發。

「再媒介化」是一種對話性的、非線性的過程，需要透過團隊協作，重新配置、修改、糾正既有的做法與框架，以發明新的知識生產途徑。8德利斯引用塞內加爾攝影師與Laboratoire Agit’Art 創始成員Issa Samb的倡議，「我們需要對『分類』進行批判，因為分類孕育了種族主義。」9為了對抗既有的、僵化的分類，拉比諾提出創造「集結」（assemblage），透過星叢式（constellation）的聯想，擴展以當代眼光閱讀這些藏品的可能性。因此，德利斯在館內設立「實驗室」邀請藝術家、學者、導演、作家、律師、服裝設計師等各種專家進駐，他們可以在此不受打擾地研究藏品、檔案，發展他們的提案，而後進一步形成展覽。

例如，德利斯曾於 2013 年邀請服裝設計師組合 P.A.M.（Perks and Mini）進行駐館研究。之後在「風格交易」（Trading Style）展覽中，P.A.M. 為一個人體模型搭配了他們的服飾設計、一條二十世紀初的奈及利亞長褲，並讓模型戴上一頂 1960 年代採集自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儀式面具。這樣的跨文化混搭引發館員強烈反對，認為該面具具高度儀式性，理應更為「正確」脈絡化地置於重建的神龕式展示空間。然而在德利斯看來，這種混雜組合恰恰反映了當代離散文化中的挪用與混合模式，也使得該館首次吸引到青少年觀眾。

我曾在與德利斯的線上訪談中提及：若能徵詢來源社群的意見或同意，是否可能成為創意與文化之間更具倫理性的協商方式？德利斯回應，如果藝術家的創作必須逐一取得所謂「來源社群」的許可，那麽藝術實踐幾乎無法進行。10更關鍵的是，「來源社群」究竟由誰界定？誰有權判定某種文化詮釋的「絕對正確」？不可否認，許多文物的歷史因殖民與戰亂而鍊斷，某些原屬社群對其用途與脈絡亦不再清楚。在此情況下，簡化地假設「出自該文化的人自然更懂得其文化」便成為一種危險的迷思。此外，在歐洲尋找熟悉特定文化的社群往往耗時費力，也不一定具代表性。然而，若是在澳洲的原住民族社群——雖歷經壓迫，仍與土地與傳統保持深刻連結，藝術家在使用或轉化原住民文化元素時，便需要依循當地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知識財產使用規範。這種差異提醒我們：文化協商的倫理不是單一原則可以通用，必須回到具體歷史條件與在地權力結構中重新思考。

除了創造新的集結來抵抗既有的分類敘事，書中提到的另一個藝術實踐「反向的博物館」（Museum in Reverse）也發人深省。紐西蘭藝術家盧克．威利斯．湯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提出以他的藝術家費資助一個移民家庭將已故成員的遺體從德國運回母國。藝術家提問，「若人群的存在曾透過歷史民族誌以物質形式被證明，那麼在今日，非物質的歷史又如何構成後民族誌／當代民族誌？」11 這種「反向」的博物館行動讓博物館從掠奪的象徵轉換為修復與贈與的空間，揭示了當代博物館可能的新倫理。

保存政治與博物館知識體系的反思

可以說，「博物館」既是德利斯實踐的場域，也是她反身性思考的對象；「博物館」是她考察、挖掘的田野，也是她將研究、與藝術家合作再詮釋的成果的展示地。然而，在這之中不免會遇到實踐上的困難，德利斯革新派、前衛的解殖方式，與傳統、歷史本位的區域人類學策展人在知識生產方法論上相悖。雖然每次駐館專家總能在庫房中找到被館內策展人忽略、遺忘的藏品，藝術家的探問或發想卻常被館員認為無知或缺乏效率。 12甚至德利斯邀請P.A.M.駐館創作的作品不被館員登錄典藏，因為該作品揉雜跨地域物件，不容於民族學博物館的區域分類系統。更甚者，該如何為這些藝術家再詮釋或擾動後的文物估值，也是一項難題。「再媒介化」在機構內部創造了對抗規範和分類體系的張力，將被邊緣化的歷史文物重新納入當代對話，同時暴露了傳統民族學博物館在處理收藏和價值評估方面的限制。

書中也提到民族學博物館對「保存」的病態執著，被囚禁的藏品如同無名的奴隸。博物館中的人類學家與收藏家抹除了原創作者——無論是藝術家、設計師還是工藝師——的姓名與存在。文物的提取與交易如同非法的器官買賣，而那些用以指稱典藏人員的詞彙，如keeper、custodian，亦暗示著一種由上而下的主僕關係。現代博物館以「毒性」（toxicity）為藉口——例如文物上殘留的化學物質、生物組織或血跡，將文物隔離並封存，使之成為一個充滿偏執的「保留場所」。此外，對儀式雕塑進行 MRI 掃描研究，更侵犯了其作為精神性物件的神聖性。「代謝」的隱喻在此揭示出博物館保存制度的病理性：為了確保物件的「永久」，即使原社群成員來訪，也只能戴上手套觸碰屬於自己的文化。這樣的潔癖，究竟服務於誰？

「文物返還」就夠了嗎？

《代謝的博物館》對應於當前全球博物館界對於「文物返還」的熱衷，提出更根本性的省思。單單只是把文物的脈絡爬梳清楚、評估返還可能，而沒有針對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學的知識建構體系內蘊的殖民性進一步拆解、重構，只是一種見樹不見林的自我滿足。近日西非洲博物館的館長Philip Ihenacho也投書artnet，指出「返還」（restitution）不該只是物件的歸還，而是要回復被破壞的基礎設施、環境與資源。被奪走的不只是貝寧文物，也包含過往貝寧王室支持的藝術家與工藝生態。13而在中文的博物館學與人類學語境中，restitution常被翻譯為「文物返還」，代表著我們時常只環繞著「物件」本身來思考。

若說《代謝的博物館》以西歐博物館的前殖民者立場出發，對臺灣讀者能有何借鏡呢？臺灣曾被多個政權殖民，內部依然有原漢之間尚未完全梳理修復的定居殖民主義，介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博物館如何去殖民仍是複雜叢結的課題。譬如散落海外的許多原住民物件與檔案，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尚未能歸還的馬遠遺骨。又或是當臺灣主體性越發凸顯，該以何種姿態作為清朝宮廷收藏的故宮文物保管人？「代謝的博物館」或許可以作為契機，讓我們重新檢視各個博物館的收藏，想像更多元的敘事可能。

離開館長職位後，德利斯持續帶著「代謝博物館大學」的概念與各個博物館、機構合作。不再是擁有機構決策權的館長的她致力於將博物館改造成開放的教育場域，更強調由下而上觀念的翻轉。2026年即將開館的布魯塞爾卡納爾龐畢度中心（Kanal-Centre Pompidou），會是她最新的實踐場域。時隔十年，「代謝的博物館」會如何脫胎換骨，讓我們拭目以待。

散落海外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可見胡家瑜編輯的《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以及「海外博物館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網站
圖片來源：臺大出版中心網站

作者

謝宇婷。策展人、編輯與研究者，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碩士，曾任職於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研究與策展實踐聚焦亞洲與全球南方的生態政治與資源治理，並延伸至後冷戰的地緣結構、邊界與離散，以及去殖民敘事的再書寫。文章散見《藝術認證》、《漫遊藝術史》、《轉角國際》。近年策展包含「島嶼記憶體」（烏蘭巴托雙年展，2025）、「潮壤相接」（高雄市立美術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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